北京市举办2025年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

5月(yuè)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库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抵达北京，并将(jiāng)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 5月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驻美大使馆接收《五行令》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的(de)宜忌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：视觉中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(yú)长沙子弹库楚墓(chǔmù)，1946年流失至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唯一(wéiyī)出土的(de)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(zǐdàn)库帛书一共三卷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(nèiróng)主要为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 而从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，子弹库帛书(bóshū)颠沛流离的(de)历史，既是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 民国时期，盗墓猖獗。学者倪方六在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(yuányīn)一是军阀混战动荡不堪；二是外国势力侵入(qīnrù)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，让民国时期‘产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(chūbù)成形。” 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“东南(dōngnán)之会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(hái)是汉墓都众多，也一直(yìzhí)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(zhīdì)，某种程度上可谓十墓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(de)长沙城 任全生(rènquánshēng)是当时长沙(chángshā)盗墓贼中的佼佼者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因天赋异禀而声名鹊起(shēngmíngquèqǐ)。1942年9月某晚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等(děng)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15米长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常见的铜器、陶器(táoqì)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的(de)价值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(dàomùzéi)眼里，除去金银珠宝(jīnyínzhūbǎo)只有铜器、木器(mùqì)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(tǒngtǒng)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后才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(kànbùshàng)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加在一起的拍卖价都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正在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(wénwù)专家蔡季襄1943年(nián)冬由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以3000元法币从唐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(xiāngshì)著名藏书家(cángshūjiā)叶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(shòujiàoyú)叶。他用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(hǎo)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 《四时令》的文字以(yǐ)四方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 其余的(de)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。当时这样的丝质(sīzhì)文字称为(chēngwéi)“缯书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进攻长沙，蔡季(càijì)襄举家逃难，帛书则用一个铁筒装好随身携带(suíshēnxiédài)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(yínlüè)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(míngdàn)黄茀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 侥幸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蔡季襄(xiāng)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之际，将所带缯书“爰加董理，釐定(dìng)次序(cìxù)，附以(fùyǐ)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和研究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。 《晚周缯书考证》扉页(fēiyè) 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襄回到长沙，但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为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(jīncái)记古玩店还(hái)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书上有许多(xǔduō)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(dǎsuàn)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。于是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(qíngbàorényuán)柯强（John Hadley Cox）受派遣来华，住在(zài)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毕业于(yú)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，其间(qíjiān)即广泛搜求中国古文物，更一度因(yīn)与蔡季襄争购而引来(yǐnlái)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展”。 柯强在长沙的(de)古墓盗洞前 蔡季襄托金才记店主金从怡帮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(de)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(què)将此事告诉了柯强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(shēngchēng)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缯书(shū)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我有个朋友也是研究红外线摄影的，器材(qìcái)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(wǒjiā)一起拍(pāi)——无论如何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(yěxǔ)是求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柯强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(jiùjīnshān)来辞行，我就(jiù)托他带到美国拍摄去了，大约一周之内(zhīnèi)就能把缯书和照片一并(yībìng)寄回(jìhuí)。”气愤至极的蔡季襄坚决不同意，要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作担保金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柯强的耍无赖和(hé)傅佩鹤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季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(liǎngsāntiān)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是(zǒngshì)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总会寄回来(huílái)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怏怏返湘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蔡季襄和女儿女婿(nǚxù) 之后蔡季襄(xiāng)又托柯强曾经的(de)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存去与柯强交涉(jiāoshè)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一万美金(wànměijīn)定价太贵，要降价才能售出。蔡季襄再度表示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襄最后得到的答复是，“对蔡先生所托的事(shì)恐怕不能办到(bàndào)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1月，蔡季襄去世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(ěrtè)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(měiguó)去世。他是把(bǎ)子弹库帛书带到美国的人。 舒尔特斯(sī)是柯强的上级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带到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(cúnyú)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(cúnqī)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(zhàn)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取出存放到期的《四(sì)时令(shílìng)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(hòu)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·塞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·塞克勒发迹，源于创新(chuàngxīn)地使用新式广告(guǎnggào)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广告上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(shòuzhòng)注意力资源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，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(léiméngdé)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(àihào)买单的，是生产(shēngchǎn)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 购入帛书时，其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这件帛书，哪怕你(nǐ)把你现有的藏品全扔进(rēngjìn)哈德逊河也算不了什么。” 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了一次关于(guānyú)子弹(zǐdàn)库(kù)帛书的研讨会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第一次向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。 此时的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(fāxiàn)。1971年(nián)长沙马王堆一号墓(mù)发现后，为了积累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当时已(yǐ)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(bìng)新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 郭沫若也是阿瑟·塞克勒(kèlēi)想见的人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直接谈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(yīnwèi)郭氏(guōshì)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(xiědào)： “它（帛书）是(shì)我最重要的(de)藏品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(měiguó)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(zuòwéi)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疾病和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(sāi)克勒也(yě)没有等到这一天。1987年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(kāimù)，《四时令》从此存放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(jí)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帛书的(de)竹笈 由阿瑟·塞克勒而始的艺术捐赠(juānzèng)事业，在他死后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(měishùguǎn)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(děng)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(zhuānqū)或捐赠致谢。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·塞(sāi)克勒的(de)侄子理查德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在了1996年(nián)普渡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(hán)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普遍以“不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促销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(wēijī)：超过(chāoguò)700万人(wànrén)服药后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(sǐ)于过度用药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》里钱德勒的主演马修(mǎxiū)·派瑞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接受其捐赠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以去塞克勒化。 《四时令》目前(mùqián)仍然存放于华盛顿的(de)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追讨 柯强于2005年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(jīngshén)错乱的折磨(zhémó)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(jīngshénbìngyuàn)。1993年，帛书研究者、北大教授李零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出土后，流落海外已近八十年(bāshínián)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(shìjì)~3世纪的古物，出土后却(què)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(shícāo)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而(ér)失之交臂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掮客；受过世界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难看坑蒙拐骗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不择手段、又迷恋中国(zhōngguó)文化似乎良心未泯的艺术藏家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(de)热爱发展为占有欲，那对于文物不啻一场灾难。如今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期待《四时令》在(zài)辗转数次易手之后，能够尽快(jǐnkuài)归国重聚。此时的中国，毕竟(bìjìng)已经不是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 编辑(biānjí) 苏静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(bàoliào)有奖！）